作者： 李婷

四年一度的足球世界杯又要拉开帷幕了。这不仅是全球足球迷的节日，也是很多平时不怎么看球的人，也愿意跟着凑热闹的活动。近几届世界杯能带动的经济效益已经开始慢慢超过奥运会，显示足球依然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运动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足球还是最适合对抗当下AI焦虑的运动，因为无论是踢球还是看球都需要跟真实的人和社群绑定。

然而，遗憾的是，中国男足再次无缘世界杯决赛圈，距离2002年那次入围已经过去24年了。如果从那时开始养一个娃，现在都可以回来啃老了。

当然，相信对此感到更加遗憾的会是国际足联。本次世界杯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，亚洲区名额增加到了8.5个。就这样，中国不仅没有离世界杯更近，反而在亚洲区小组赛阶段就差点出局。如果说中国球迷损失的只是感情，那么国际足联损失的就是来自中国的赞助和转播溢价的真金白银了。这次央视能跟国际足联就转播权讨价还价，其中一大底气可能就是中国足球没能进决赛圈给的。

对于中国足球的现状，球迷们常常是哀其不幸、怒其不争，但也经常有这样的困惑：为什么14亿人口中找不出11个会踢球的人？足球的选材范围比篮球、排球更广，为什么就是选不出人？这一问题通常被归咎于体制和人，但其背后的根本性机制，可能比直觉复杂得多。这篇推文想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，看看中国足球未来可能走向何处。

壹：人口越多，足球应该越强？

从朴素的直觉来说，人口基数越大，可选材范围越大，理论上足球应该越好。但我们也容易想到反例：不仅中国，印度、印尼、美国等人口大国的足球水平也不行，或者说很难稳定达到足球强国的水准。大家可能会说，这跟足球文化以及国家发达程度有关。这些都非常有道理，但还不是故事的全部。

厦门大学的赵燕菁教授曾提出一个关于足球的“规模诅咒”理论猜想。他认为，对一个国家的足球发展而言，最优的人口规模大约在5千万到1亿之间，欧美足球强国以及日韩，基本都在这个人口区间内。他的逻辑是：一个国家职业联赛能养活的职业球员数量，以及在年轻人就业人口中的占比，决定了足球作为一项职业对普通人的吸引力；而这种吸引力，才是决定足球选材规模的根本因素。

以中国和英国为例，中超和英超的球队上限都在20支左右，这进而又决定了低级别联赛的球队规模。算下来，中英两国能容纳的职业球员总数，特别是顶级职业球员的数量，不会有太大差异。但中国的青年人口大约是英国的20倍。那么，中国青年选择足球作为职业的竞争压力，或者说淘汰率，会远远高于英国。对中国普通家庭来说，不把孩子往足球这条路上送，是更理性的选择。这就是中国特有的“12岁退役”现象的底层逻辑。

只要足球职业岗位的总供给被锁定，巨大的人口基数不仅带不来规模优势，反而会降低社会参与足球的动力——这就是足球“人口悖论”或“规模诅咒”的核心要义。

当然也有人会说，中国人口本身体量大，各类体育运动都出了优秀运动员，足球也不该例外，但为什么始终出不了世界级球星？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可能反直觉的问题。

贰：相比于篮球排球，足球选材范围应该更广，为什么还是选不出世界级球星？

这个问题的前半句话是对的。足球场上既有1.70米的梅西，也有1.95米的伊布，身高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伟大的球星。然而，恰恰因为足球对身材要求过于宽泛，反而让它更难选材。

像篮球、排球这样的运动，身高与弹跳就是最大的天赋信号。这些天赋往往在青少年时期就能显现。因此，像姚明、杨瀚森这样的运动员，即便基层教练水平一般，也绝不会被错过。反而是对身高要求没那么高的后卫位置，一直是中国男篮选材的难点和争议点。一方面，后卫的选材理念本身存在较大分歧；另一方面，教练在选人时也更方便掺杂私心。这也是足球等运动长期被人诟病的基层教练问题。

相比于篮球，足球并不存在绝对的天赋信号。它的技能点更丰富多样，位置分工也更复杂，且一些相对优势会随年龄发生较大变化。足球是最容易出现“伤仲永”现象的运动。这里面一般可分为两种情况：一种是小时候发育早、身体强壮，在小年龄段大杀四方，但到了成年队，技术意识跟不上，就掉队了。另一种是小时候技术意识突出、成就非凡，但长大后身体发育跟不上，对抗不行或频繁受伤，最终退出天才行列。比如王楚，曾经是法国梅斯青年队的队长，与皮亚尼奇、马内等后来的世界级球星做队友，拿过欧洲青年比赛的最佳球员，但成年后因身体原因频繁受伤，打不了高强度职业联赛，早早退役，实在可惜。

除此之外，足球作为参与人数最多的团队运动，对比赛经验的要求也是空前的。不像网球这类靠单练就能自我突破的运动，足球的团队协作必须在实战中才能打磨出来。因此，足球人才培养周期极长，往往要到18、19岁之后，才能大致判断一个球员的前景。作为世界上职业化程度最高的运动，足球对球员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的要求也是极高的。那些世界级球星，如果不踢足球，在别的领域大概率也能干得很好。某种意义上，足球运动员可以靠培养，但超级球星只能靠筛选。这些因素，决定了足球比其它运动更需要大规模的选材空间。

如果说增加选材供应是提升足球水平的重要途径，那么——

叁：苏超会是中国足球的解决方案吗？

答案是：不是，也是。

去年以来，“苏超”的火爆及其带动的各地城市超级联赛的开展，给了球迷们很多遐想的空间。甚至有球迷认为，“苏超”们就是中国足球的出路。但这些讨论，大多围绕城市联赛能否成为足球人才的蓄水池展开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城市超级联赛扩大了足球从业者的职业出路，对增加选材供给确实有一定作用。但这些联赛本质上仍是业余或半职业比赛，很难真正培养球员、帮助球员提升竞技水平。每个城市新增的那几十个踢球岗位，对于解决“12岁退役”现象，只能算是杯水车薪。从这个角度上说，“苏超”们并不是答案。

那为什么又说“是”呢？恐怕还得从下面这个调侃说起。

肆：中国足球是国运平衡器吗？

这可能是伤心中国球迷最有创意的自嘲：一边是国运蒸蒸日上，另一边是国足离世界杯越来越远。这本来是一个典型的伪相关问题，但公众号大V“九边”给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解释。

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因为中国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与新机会的涌现，为绝大部分青年提供了相对较好的上升路径，“卷学习”自然成为比踢足球、搞体育更具性价比的选择，与之相对，很多小国弱国搞体育可能成为普通人少有的公平上升通道。

回看日本足球的全面崛起，恰好始于其经济泡沫破灭、“失去的三十年”刚刚开启的九十年代初，似乎完美契合这一解释。日本当年因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、出口受阻，加之企业无序扩张、人口转型、需求萎缩以及政策失当等多重因素，最终引发经济崩溃。日本青年逐渐丧失了快速的社会上升通道。这时，足球和其他体育运动不仅成为“不坏的选择”，更成为安放个体与社会情绪的重要出口。

当下中国似乎也面临一些类似挑战，但中国足球的崛起，真的要以社会发展减速为代价吗？在今天，我们有机会、也必须突破这一约束。相比当年的日本，我们同样面临社会的巨大转型，但不是停下来，而是需要从“生产型社会”迈向“生活型社会”。过去几十年，作为“世界工厂”，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、开足马力，整个社会围绕物质生产高速运转，推动无数个体沿着优绩主义路径，实现了衣食无忧的生活。然而到了今天，对很多人来说，这条路已经不太好走了。

当物质生产的溢价已经极低，当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制造业与最廉价的消费品，当1000块钱的空调跟5000块钱的空调功能差别不大时，当蜜雪冰城2块钱的甜筒口味也很不错时，物质消费的增长空间便被锁定了。那什么是生活型社会呢？人们开始愿意慢下来，追求个体化的幸福，开始看重服务与体验所附带的、独特的、无法被标准化的价值，并愿意为之付费，新消费的齿轮便会开始转动，全社会也将重新涌现新的发展通道。这也是今年以来国家特别关注并支持服务性消费的原因。

那么这跟足球有关系吗？回到“苏超”的问题。如果说“苏超”们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，那是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单纯的足球项目，而是文旅休闲项目。在这种意义上，“苏超”们拉动的是足球相关的生活，创造了超越足球本身的需求与市场机会。但仅靠“苏超”们还不够。只有当足球真正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，才能衍生出更广泛的足球职业路径。

想象一下：孩子们不用上课外补习班，每天下课后能踢踢球；大人不用加班，周末能约上一场球赛。哪怕只是为了热爱，只是为了在野球场上踢球更帅，普通人也愿意请足球教练指导技战术，请运动教练指导体能恢复，请机构组织足球活动，远征客场支持心爱的球队和球员。那些无法走上顶尖职业道路的球员，可以成为校园足球或社区足球的教练，可以成为运动指导员、体能康复师，可以成为足球技战术分析师、体育数据分析师、足球活动策划师、足球自媒体从业者……这些需求的大量涌现，才能促使更多家庭不让孩子“12岁退役”，也才能真正为中国足球提供足够的选材库。有了足够的参与者，足球体制改革，理念完善也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。而归根到底，这一切有赖于社会动能的转换，有赖于社会整体松弛下来。

当下，AI的出现或许会加速这一天的到来。随着AI能力越来越强，很多人开始意识到，从前“卷学习”的单一路径不再走得通。为热爱投入，不仅是一种情绪消费，更可能成为一条真正的人生路径。中小学生不再围绕学习和考试组织全部生活，他们更能兼顾个体成长与未来所需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也是“投资于人”的一种方式。投资于人并不是要所有的人都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，而是激发每个人独特的潜能，并使其有机嵌入到社会的生活与发展中。这可能不再只是“中国足球什么时候能进世界杯”的问题，而是“中国人口高质量发展什么时候能实现”的问题。

最后是最近听到的一些故事，前面提到的球员王楚，现在开了一个高级足球训练班，据说收费不低，但各地的孩子乃至职业球员仍趋之若鹜。北京的一些中产热衷周末送孩子去滑雪，但不再是为了高考加分或成为第二个谷爱凌，而是想着孩子以后成为滑雪教练也能很好养活自己......

最最后，再来一个call back：如果让我为未来中国人口高质量发展选一个综合指标的话，我愿意用中国男足在世界杯上的名次来表示。

作者：李婷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